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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人志士身上的君子人格君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把君子文化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来，是我们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应有之义。而要做好这一工作，不仅需要从古代君子文化中发现那些在今天仍有意义、仍有价值、仍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内容，使之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且还需要对君子文化在近现代中国的延续进行梳理，发现“”其中具有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君子，把这些并不遥远“”的君子作为今天中国人的道德楷模和直接榜样。鸦片战争后的近现代中国，短短100多年间经历了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由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上下求索、流血牺牲、英勇奋斗；在那个大时代中，君子文“化也与时俱进，呈现出新的内涵、新的意义、新的特点。君”子的称谓，在今天也没有消失，仍然在百姓生活中经常使用；但君子人格的内涵，却在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响下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仅保留着古老的道德内容，而且吸纳了新的道德观念。这些新的道德观念，以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为价值取向，是近现代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精神境界和道德实践的升华，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在近现代中国，有一批被人们称“”为君子的仁人志士。这种新的君子人格，正是通过他们的生命跃动和风骨气节，典型而生动地体现出来。这就使君子文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意义和特点。“”“在中国近代史上，被人们公认为君子者，首先当推戊戌六”君子，即在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中牺牲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他们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并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为了挽救民族的危机，探寻中国的出路，正如谭“嗣同在《仁学》中所呼唤的：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因此，在他们身上，既延续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舍生取义的君子人格，又体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这种新的君子之德，标示了一种新的君子人格。进入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大批决心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发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由此涌现了救”国会七君子，即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七位救国会领袖人物。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而投身时代大潮，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再度合作、一致抗日。国民党当局惧怕救国会影响的扩大，将他们逮捕入狱。而广大爱国民众却对“”他们高度赞扬，称誉为新的君子。“”“”救国会七君子的称谓与戊戌六君子的称谓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人对那些献身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仁人志“”士的赞誉。戊戌六君子牺牲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而救国会七君子的爱国之举，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集合了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正是这样，救”国会七君子先后汇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沙千里在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邹韬奋后来进入解放区，在临终前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申请，被党中央追认为中共党员。李公朴则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就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战斗。他当时主编《读书生活》半月刊，由柳湜、艾思奇、夏征农三个共产党员担任编委，使这个刊物实际上成为党所掌握的进步刊物。艾思奇的名著《大众哲学》，最初就是以《哲学讲话》为题目发表于这个刊物上，然后结集成书，流传至今。1946年7“月，李公朴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而壮烈牺牲，成为救国”“会七君子中的革命烈士。毛泽东和朱德在唁电中称：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这里所说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是古已有之的君子人“”格；而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则是近代中国的君子人格。古与今的君子人格，在李公朴身上完美地结合起来了。史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