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清流名士的价值追求.docxVIP免费优质

东汉清流名士的价值追求“”名士即名德之士，德行高洁而道术精纯，是礼而聘之并与之共同兴化致理的对象。至东汉中后期以来，名士逐渐以群体性的方式涌现，成为世人向往的人格典范，塑造了东汉士“”“”“”风尚名节的总体特征。所谓清流名士，自与浊流相对，他们以儒家正统的君臣之义、澄清天下之志为坚守，在与外戚和宦官日益激烈残酷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出群体性的自觉，以天下为己任、不畏生死，使儒家的理想人格在东汉焕发出别样的魅力与光彩。“”东汉名士群体的出现及尚名节特征的形成，有人主的推动之功，亦有选举制度之力。自汉武帝表彰《六经》，设立太学，定儒学为一尊，“”“在禄利的驱使之下西汉士人崇经学经日盛，但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像董仲舒那般正谊明道的少之又“”少，总体呈现出一种大义未明的状态。后光武帝深感于王莽篡位之事，为巩固新创政权，强化士人忠于一姓、忠于一家的观念，力主起用经明行修之人。对以卓茂为代表的不仕异姓“之士大肆嘉奖，并诏告天下曰：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对于如王霸、严光等隐居乡野，无心仕宦之士亦予以充分尊重，遂使东汉风气为之一变。汉代选拔官员，有察举制和征辟制两种。前者自下而上，主要由地方长官在所辖区内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试用考核后再任命官职。后者自上而下，是指征辟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主要有皇帝征聘和公府、州郡征辟两种方式。这两种选拔方式都是士人通过明经并恪守、践行一定的人伦道德标准而获取名誉入仕，在朝廷和地方对士人的奖掖和作用中进一步激励了士众对名誉名节的重视，从而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如同禄利促使学经日盛一般，追求名节一时成“”“为风尚，重名、崇名者日渐增多。他们依倚道艺刻情修”“”容，通经、明经，以儒家所提倡的一系列礼的伦理标准来要求自己，立身处世大都规行矩步，以克己复礼为美德。清流名士是在东汉中后期特殊的政治形势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鉴于王莽篡位的教训，东汉光武帝着手对政治体制进行变革。在中央机构内设尚书台，总揽一切行政事务，架空“”以丞相为代表的三公和御史大夫的权力，内廷又完全被数量庞大的宦官所掌控。这种制度设置使君主与士大夫之间处于一种隔绝状态，孕育着后期外戚家族和宦官专权弄权、干预朝政的可能。光武、明章之治后，自和帝始所立君王大多为幼主，和帝即位年龄为10岁，殇帝100天，安帝13岁，顺帝11岁，冲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灵帝12“”岁。幼主嗣位，母后临朝，将定策帷帟之事委以外戚，君主孤立无援。为对抗外戚，君主所能方便依靠者亦唯有宦官而已，于是东汉中后期一度出现外戚、宦官轮流执政的局面，依托皇权的延伸力量形成了以外戚和宦官为主体的浊流集团。皇权凌弱之时，内朝与外朝、皇帝与外戚、宦官与士大夫等诸多角色之间的矛盾对立淋漓尽致地展露出来。自和帝时起，以袁安、任隗、杨震、李固等为代表的士大夫与外戚、宦官之间展开了不懈的斗争。他们虽未形成自觉的政治集团，但“”以道自任，自诩为清流，斥外戚、宦官及依附于他们的非“”由察举征辟正途为官者为浊流，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浊之分的显明，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士人加入到这场斗争中，也使清流名士成为人们所普遍向往和尊崇的理想人格。“东汉士风以桓灵为界，从前期的较为消极的保身怀”“”方、重去就之节的守节式抵抗，到后期由于主荒政缪，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相互激荡转向对宦官势力的积极主动的婞直”之风式的反抗。在这场大规模的反抗队伍中，其代表性人物无不以天下为己任，呈现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大无畏精神。如作为清流名士之首的陈蕃、李膺和范滂，其言行足以动“”“天下，均有着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和澄清天下的清世志向。于他们而言，社会政治责任不仅是官位的要求，更是士人的道德律令和生命自觉。在道义与天下面前，个人的得失甚至是生命都可以忽略不计，遭宦“官谗害的杨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门人慨言死者士之常”分，李膺在处决宦官张让之弟张朔后遭人诬陷时从容“”道：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范滂在被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