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影响.docxVIP免费优质

长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影响说到长城，我们自然会想到连绵起伏的墙体、雄伟壮丽的“关隘；想到驻守的将士、征战的健儿；想到万里长城永不”“”倒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可以说，长城集实体形象、人文情怀、精神内涵于一体，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最早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土地开垦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中原政权向北方农牧交错地带推进农耕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游牧民族则时常以马上骑射的方式对农耕地区进行侵扰。为阻止游牧骑兵南下，各个时期的中原政权大多不约而同在农牧交错地带修筑长城，目的是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适度隔离，维护相互间的生产秩序，降低战“争风险。所谓：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但在客观上，长城却使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交往距离进一步拉近，经济、文化上的互补性日益增强，彼此间的交流往来更加密切，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奠定坚实基础。长城强化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经济互动和依存自战国秦汉以后，各个政权修筑的长城主要位于农牧交错“”带。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产品的单一性和不易保存性使他们需要得到来自农耕地区的粮食、手工业品及酒曲、茶叶等产品。同样，从游牧民族那里得到牛、马等大牲畜和畜产品，也有利于中原政权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军事实力。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这种强烈的相互依存性与互补性，使长城内外各民族间始终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并呈现出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在长城修筑前，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贸易往往呈无序的自然交流状态，由于没有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交易常常难以完成。游牧骑手携带畜产品来到农耕地区，随时有可能将贸易转换成掠夺。长城修筑后，这种贸易在西汉初期转换成关市的形式。汉朝与匈奴订和亲之约，就包括了开放关市的规定。《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后汉书·“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有序的关市贸易，不仅使姑臧成为富邑，而且使这里的居民有了更多发家致富的机会，为长城地带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大交融的局面，长城内外各民族间的互市贸易更加频繁。柔然与北魏之间通过朝贡的方式交易物资，北朝用马匹换取南朝的香料，北魏在洛阳设“”置四夷馆安置周边各族及中亚、拜占庭来华的商人。隋唐“”“”时期，长城地带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规模宏大，满足“”了双方的互补性需求，彼此丰足，皆有便宜。辽宋夏金元时期，北方民族建立地方和大一统政权，方便并活跃了长城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明朝与蒙古之间通过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交流物资，在长城的关口之处多设置马市，许多马市如大同、张家口等发展成为北方地区的重要城市。到了清朝，旅蒙商人活跃于长城南北，全国商贸网络基本形成。从历史上看，长城的修筑非但没有隔断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反而强化了两种经济形态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性。长城内外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经济互动必然会带来文化交融和情感沟通，这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长城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持续进行需要稳定的、有秩序的社会条件。为了更好地抵御游牧民族的冲击，中原农耕民族需要加强整体力量，建立大一统的王朝。自战国时期开始，秦赵燕政权不约而同地在北方地区修筑长城，就是为了对付游牧民族的骑兵南下，将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长城以北，更好地保护农耕文明。而长城的修筑，增强了农耕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推动了长城以南地区统一中央集权王朝的建立与巩固。长城的修筑在促进中原地区团结与统一的同时，也促进了长城以北地区游牧民族的交融与统一。长期以来，北方地区存在着众多的混合经济部落，这些部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为了防止对草场的争夺造成部落间的战争，需要建立统一的政权来划分草场资源和确定不同部落的迁徙转移路线。同时，长城的修筑阻隔了游牧民族南下的通道，游牧民族为了突破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