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晋纪总论》中的“治道”.docxVIP免费优质

“”干宝《晋纪总论》中的治道干宝，字令升，东晋史学家、文学家。干宝自幼博览群书，出仕后曾担任佐著作郎。东晋政权刚刚建立，干宝就由王导举荐出任史官，并受命撰修《晋纪》。《晋纪》取法《春秋》，采用编年体，记载了西晋宣帝至愍帝间一百余年之事。《晋纪》一书文字简约、记事审慎、议论得当，得到了历代史“”家的交口称赞，有良史的美誉。《晋纪总论》是附于《晋纪》全书之末的一篇历史评论，干宝以慷慨之情总论西晋一朝的历史，剖析司马氏为政的得失，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晋纪总论》回顾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与司马炎祖孙三代四人创业立国的历程，突显了司马氏起于乱世而致太平的宏伟事业。继而采用对比的方式，叙述惠帝一朝的混乱现状，揭露选举失当、是非不明的混乱现状，哀悼天子失位、王“”室操戈的悲剧。西晋一朝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引发了干宝的思索，促使他将目光转入到对治世之道的探讨“”上。干宝将礼义道德视为治道的基石，认为礼义道德关乎国家安危，并辅以周朝崛起兴盛的史实加以印证，最后总结西“晋为政的过失，探讨亡国的深层原因，在篇末以曲终奏”雅的方式寄寓自己对现实的期待与展望。纵观《晋纪总论》一文，骈散兼行而又文法井然，议论精警、切中时弊，确为魏晋文章的典范。在辞章之外，这篇史论常为人称道之处在于《晋纪总论》“”“”延续了春秋笔法。历代史家常常以直来评价干宝，正是“”缘于他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春秋笔法精神在于实录，陈寿、陆机、王隐、虞预等人编纂晋史，对高贵乡公曹髦被弑一事都避而不言，只有干宝《晋纪》据实记载，这得到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高度赞扬。在《晋纪总论》中，干宝一以贯之地秉持了实录的精神，毫不避讳地直陈西晋朝政的过失。在论述西晋短祚而亡的深层原因时，干宝尖锐指出世风败坏的根源就“”是司马氏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统治者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导向，以至于道德沉沦、礼法崩坏，士人不再像汉代那样笃守名教礼法，出现名不副实、重利轻义的不良风气，整个社会“”陷入耻尚失所的价值缺失之中。作为东晋的史官，干宝并没有对司马氏统治的西晋现实加以回护，而是秉笔直书，真实地记录了现实，加以严厉批判，坚持了史家的立场。当然，如果仅仅凭借实录的精神，《晋纪总论》还不足以为历代史家所推崇。《晋纪总论》的价值更在于干宝对人事盛衰的关切，对治世之道的思考。自《春秋》以来，直至司马迁“”《史记》，史家都在关注天人之际，思考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干宝也不例外，我们看到他在讨论人事盛衰时也受到“”“了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例如他言及西晋创业时以天符人”“”事解释司马氏灭蜀，又将周代兴盛视为天命昭显。但干宝在天人关系上并非完全遵循汉儒旧说，而是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十分重视人的主动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晋纪总“”论》中以德配天的观念窥探一二。干宝虽然承认了帝王之兴是天命所定，但他更加强调君主不可妄为，应当保养道德内涵，顺应大义。西晋亡国并非天命，而是君主不修仁德，故而“”干宝总结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干宝所言天人关系，其着眼点仍旧是人事兴衰。“人事兴衰系乎治世之道，干宝要从西晋治乱之中寻绎治”道。司马氏三代积累，最终亡魏而成晋。在干宝看来，司马懿知人善任，有容人之量，司马师、司马昭承继父业，外平边患内抚纷乱，司马炎代魏称帝，完成了统一事业。至此，百姓安居乐业，西晋太康之世也可称为一时盛世。然而到了惠帝时期，王朝急遽衰落。干宝在剖析兴衰转折的原因时，将目光聚焦于选举用人。西晋选举实行九品官人法，以德行、才能与家世为标准，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渐渐产生了重家世而轻德行才学的倾向，这在社会中造成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选举重家世，贵族子弟不拘资历才能越级擢升，以致朝野上下竞相奔走求官；选举轻德行，导致为官之人只关注利益，而缺少道德情怀；选举不论才能，致使当选者缺乏识人辨才的能力，以致奸邪之徒趁势而起。干宝的观察敏锐而深刻，西晋朝政之误导源于用人之失，这一判断得到了千载之后王夫之的认同。王夫之认为，王朝用人最为关键，西晋虽然不存在曹魏苛政严法的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