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止方有定 淡泊待名利——《史记》中的廉洁文化.docxVIP免费优质

——知止方有定淡泊待名利《史记》中的廉洁文化“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具有重要史学和文学价值的鸿篇巨制，也是一部展现廉洁文化深邃思考的思想宝库。司马迁在《史记》这部史书中并没有直接以说理的方式探讨廉洁文化，而是把对廉洁的高度赞扬和对贪腐的激烈批判结合起来，将其寓于史实陈述、人物臧否和历史经验的探求之中。能否恪守廉洁、拒斥贪腐，不仅关乎个人的身家性命，也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倡导知止有定，反省克制物欲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史记》倡导有定力、有节制，反对因物欲的无度追求造成的贪污受贿。渴望富贵是人之常情，但关键在于能否得之有道。在财物的取与不取之间，廉洁者能够知止有定、洁身自好，贪腐者则贪得无厌、堕入深渊。《史记》记载了清廉自持的典范公仪休的故事。公仪休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博士，因为才华出众、品行正直而做了鲁国国相。“”他明确提出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意思是为官者不可以与百姓争夺利益，领取俸禄多的大官不允许谋取小利。公仪休素来喜欢吃鱼，有人投其所好，上门送鱼给他，他拒不接受。他吃了自家种的蔬菜觉得味道很好，就命人把菜园中的菜都拔下来扔掉；看见自家织的布质量很好，就烧毁了家里的“织机。他解释道：难道要让种菜的农民和织布的女工无处去卖掉”他们的货物吗？公仪休遵循法度，按照原则行事。在他任职期间，鲁国官员的品行较为端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汉的王温舒。王温舒因敢于杀伐而得到汉武帝赏识，但他却滥用贪赃的下属。随着官职的提高，他和下属变本加厉地大肆敛财。后来，王温舒因贪婪无度而自“”杀，家人被灭族。《史记》记载温舒死，家直累千金，王温舒死后家财竟达到千金之多。数年之后，也在淮阳都尉任上病死的尹齐，家产还不足五十金，可见王温舒贪污数额之巨大。《史记》仅用寥寥数笔，就刻画了反差强烈的人物形象。公仪休不与民争利，带来了清朗的吏治环境；王温舒贪赃枉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相较之下，《史记》的褒贬意图十分明显。司马迁通过这些故事告诫人们，廉洁要从反省克制物欲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慎独慎微、慎始慎终。无法节制物欲，则会导致贪贿无度、家破人亡。追求公正廉明，反对特权专断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史记》倡导有公心、有法度，反对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和规则之上的特权专断。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无论是借权力之便为自己谋取更多利益，还是为迎合君主意志以暴虐手段戕害人民，都是特权的体现，都与廉洁背道而驰。《史记》赞扬了一些公正廉明的人物。比如，战国时魏公子信陵君仁爱宽厚、礼贤下士。无论士人才能大小，他都能谦逊有“”礼地对待，不敢以其富贵骄士，不会因为自己身份尊贵就轻慢他们。由于忌惮他的贤能，诸侯国十余年不敢进攻魏国。汉文帝“”时的宰相申屠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他为人廉洁正直，不接受私人拜访，还借机惩罚过恃宠而骄、目无礼法的宠臣邓通，受到时人赞许。秉公执法是廉洁的内在要求，以特权逢迎君主的意愿则完全相反。《史记》对张汤的评价，就展现了对廉洁问题的深刻认识。汉武帝心向儒家学说，张汤断狱判案，就请博士弟子研究《尚书》《春秋》，提供资源来附会儒家经典的意思。张汤上奏判决的疑难案件，汉武帝认为对的，他就接受并且记录下来，作为判案的依据，并以廷尉的名义公布出去，借此赞颂汉武帝的圣明。如果上奏受到谴责，他就顺着汉武帝的心意认错谢罪，因此罪责常常能够被宽恕。张汤死后，家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他的俸禄和赏赐，没有其他的产业。但即便如此，张汤死后，因为他攀附君主而严苛对待民众，民众并没有赞扬和思念他。《史记》虽然记录了张汤本人在对待财物上的节制，但是却没有对他如信陵君、申屠嘉那样赞赏，原因就在于张汤将君主的意志和特权凌驾于法律规章之上，甚至不惜以严刑峻法来满足君主的主观好恶。这也是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一种贪腐表现。公生明，廉生威。大公无私、清正廉洁不仅要求对物欲的节制，也要求对权力的约束。张汤的行为使百姓苦不堪言，也为西汉带来了长远的负面影响。崇尚淡泊名利，摒弃庸俗...